席慕蓉作品:同心集

“白菜买卖”

　　昔时，全家人从重庆迁居上海。有一天早上，先母命我陪她上菜市场，帮她提菜篮子。在她选购了几样菜蔬以后，我察觉每一位菜贩在接过菜钱的同时，都再抓一小把菜放进我的菜篮子里。惊异之余，就向先母请教其中的道理。他说：“你看一看别的太太们怎么买菜！”原来其他的太太们，有的素及素索裙，有的装扮入时，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，就是在买了菜以后，还要抢上一小把。如果买的菜比较多。还要抢走两小把。因为她们都抢得有分寸，所以菜贩们也只虎请假意的“护菜”一番，绝对不会和顾客大打出手。当然，菜贩们都不是笨蛋，该赚的还是赚到了。但是他们也有良心，遇上不知道要抢菜的买主，就自家帮对方抓一把菜。
　　拿上海人和重庆人一比较，就知道那时候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商业都市，而重庆还是相当的土。那时在重庆的市场里买菜的时候，为了一斤白菜要讨价还价个老半天。反正在农业社会里，工作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，所以从讨价还价省下来的钱，可能比用同样的时间赚来的工钱还多，的确值得。可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了，可没有人愿意为了一斤白菜磨时间，于是为了避免因为不还价而吃亏，干脆付完了钱再枪上一把。
　　事实上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花重庆，没有人占到便宜也没人吃什么亏。我预期作要还价或是多抓一把菜，我就先把菜价抬高。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，真是无商不“奸”，难怪商人的地位，从古就排在士、农和工之后而敬陪末座了。
　　年岁渐长，父母命我负担起采购的任务。因为担心在价钱、斤两或品质上吃亏上当，的确把购物当成一件苦差事，心想如果买东西能象买电影票一样多好。后来政府开始倡行不二价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到大百货公司纷纷成立之后，我真是乐极了。但见每一件物品都标了价，并且绝无二价，买起来的确省事得多。此外，百货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信誉，不良品可以凭发票退换。所以尽管常有人告诉我同一件东西在小店买比较便宜，我还是宁可上百货公司。这时候很天真的以为我国已经脱离农业时代，而以工商业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了。
　　患了“四十岁危机”症以后，弃公从商，要体认一下真正的“生活”。最近，有一位名诗人写道：“为了出路，‘有为’的男孩多进理工医商等科，务实起来……’”读了这一段好高兴，这不正是在下的写照吗！既习理科又务实，既为老板赚钱又为年轻人建立几个工作机会，真是“有为”极了。在从事商务之际，才发现虽然政府倡行“不二价”，然而其属下的各大小机构在采购的时候，真是和主妇买白菜一般无二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　　当然，各大小机构的采购方式，比之买白菜高明得太多了，但是在精神上并无多大差异。一般采购常以开票、比价或议价的方式来定价。所谓开标，就如同一位主妇想买一斤白菜，她自订了一个白菜的水准——也就是白菜的“规格”。依据她的查访或经验，知道这种规格的白菜一斤要二十元，于是她打算用十七元的“低价”买下来。她心里有数了以后，就站在市场中高呼一声：“我想买一斤上等白菜！”这就是说，她“招标”了。各菜贩一听，纷纷“投标”，以耳语的方式报上价格并且展示白菜的规格。主妇先把品质不合规格的取消资格，但是合规格的又都超出“底价”，于是命令各菜贩减价重报。如果菜贩们的报价仍然超出底价，主妇就宣布说：“我不买了。”——这就是“流标”。这时候主妇自言自遇地说：“可能十七元买不到，还是把底价提高到十八元吧！”于是她转了一圈又回来“招”一次“标”。为了买这一斤白菜，主妇和菜贩都辛苦了。
　　再说比价吧，就象主妇明知道要二十元才能买到一斤合乎规格的白菜，但是她只想付出十七元，于是她巡视市场一周以后，找了甲、乙两个菜贩来报价。如果甲报了二十元而乙报了十九元，她就说：“你们的报价都超出了底价，乙报的较低，有权优先减价。”如果乙此时降到十八元，她就说：“不行，仍然在底价之上，现在轮到甲减价。”此时甲得到机会，可能一举减到十七元而“得标”。
　　至于议价，就更象买白菜了。主妇选定了一个菜贩的白菜，和他讨价还价，必要的时候甚至辱骂菜贩。而菜贩为了做成这笔生意，只好忍气卖了了事。写到这里，实在觉得很对不起各位主妇们。现代的主妇，已经绝对不会如此买菜了。尤其是年轻的主妇们，他们精简买菜的时间，好省下精力来理家、进修、创作或就业，我的确在她们那儿看到了中国的新希望。而现代的菜贩，也十分重视自己的商誉，坚持合理的利润，绝不食求暴利。所以现在的菜市场和年少时所见的完全不同了。
　　可惜的是有—些可敬的同业，他们也不贪求暴利，但是也拒绝减价，这时公家机构的采购单位无法获得“绩效”，而把他们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建议使用单位不再使用他们的货品。这时候可能使用单位已经做过很多调查，发现合用货品的出售商在黑名单上，而和采购单位发生冲突，成了单位主管的头痛问题。事实上在现代的商场中，已经没有“暴利”这个名词了。因为竞争剧烈，没有人敢乱抬价格而自绝生路。所谓“一分价钱一分货”，如果在规格上无过人之处，是不敢开高价的。使用单位为了“绩效”要用好器材，而采购单位为了“绩效”要省钱。所以说，这都是“绩效”惹的祸。这种现象，并不是我国的专利，以下引述吴鲁芹先生遗作“暮云集”中，记载美太空人谢颇德对记者克隆凯所说的：“看到眼前各式各种仪器，而此行的成败，就要靠这些仪器会不会失灵。这时忽然想到政府买东西，照例要投标，最低价者得标，心中难免盘算：天哪！这些玩意儿都是以最低价得标的厂商产品！这还了得。”
　　最低价者得标还不算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那个“底价”。一般订底价的方式，是请购单位先搜集各方报价，按照最低价建立预算，呈报上级核准。预算核准之后，按照规定，多少还得有点节余，于是按照预算打个折扣订立底价，就好象主妇明知道一斤白菜要二十元，而硬想要用十七元买下来一样。不同的是主妇可以在现场“提货”，能掌握白菜的品质。并且便宜买来的白菜在经过烹调之后，吃下肚子就没事了，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。反过来说，厂商可能为了将就底价，不是在品质上缩了水，就是象嫁了一个没有拿到足额聘金的女儿，既不再关心她的生活状况，也不常到亲家去寒暄。所以如果你坐在大礼堂中，天花板塌了下来，也别怪罪“奸商”太无情。
　　于是在此大声疾呼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现代主妇们的榜样，少在采购作业上用去太多的时间，好留下更多的人力，来从事更有价值、更有效益的工作呢？我国已走上贸易的道路，经济部真恨不得全国人民都是商人。在这样一个时代里，我们不敢奢望能爬上一个比士、农或工更高的地位，但求各行各业，尤其是官员们，能再多给我们一点尊重。如此，才会有更多“有为”的人投入，群策群力，使国家更富强，国运更昌隆。